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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人称“野人小孩”将落户北京同意不让孩子裸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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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：江苏新闻大象新闻

近日，在雅西高速四川石棉服务区，有网友拍到一个全身赤裸的孩子，该网友发文称，“孩子类犬，吃饭、爬行……”，像个“野人孩子”。

现场视频显示，一个全身赤裸、瘦弱黝黑的孩子蹲伏在台阶上啃咬食物，旁边还有一位抱着另一个孩子的大人似正在与他说话。另一份视频中，这个孩子用四肢在地上爬行奔跑。（四川一高速服务区现“野人小孩”？赤身裸体，头发蓬乱！多方回应：不存在拐卖，教育方式不同）

10月18日，南涧县“10·16”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称，公安机关已依法介入，经初步核查，未发现拐卖行为。

据中国新闻周刊，南涧县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孩子目前在云南省外，南涧县公安局、民政局等相关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已抵达当地，孩子和其父母已在接触范围内，工作组当面开展相关工作，要求其遵守公共秩序，不允许在公共场所再次出现衣不遮体及孩子爬行行为，其家庭已同意。一家人计划驾车回北京。

工作组已同当事人女方母亲取得联系，后者介绍近期将把孩子户口落到北京。

另外，公安机关已对其父母展开调查。

图/网络截图

据了解，孩子及父母来自云南大理州南涧县无量山镇新政村，此次一家人开房车途经上述高速收费站。

新政村村民杨梅（化名）告诉记者，2023年夏天，她第一次在村里看见网传视频中的孩子，当时孩子的父亲带着孩子在村小卖部附近玩，孩子能直立行走，“脏兮兮的，头发乱糟糟，身上一丝不挂，当时还不会说话”。

回家后，杨梅跟家人提起这个孩子，家人告诉她，孩子的父亲一年四季都不给孩子穿衣服，“孩子身上脏了，父亲就把他拎到水龙头下用水冲洗，我们村的人都非常可怜孩子，说了他（孩子父亲）好多次，他都不听，村里人也报过警”。

据当地政府了解，孩子的父亲是南涧县新政村村民，今年30多岁。母亲户籍在北京，40岁左右。他们双方都受过高等教育，父亲有大学学历，母亲有研究生学历。

杨梅称，后来，这家人带着孩子搬进了山里住，离村大约一公里。她最后一次看见这个孩子，是在去年冬天一个出太阳的早上，当时村里刚下过雪，非常冷，孩子的父亲带着孩子和一只狗，到村中心附近公路晒太阳。杨梅回忆，孩子的父亲穿着一件珊瑚绒长款睡衣，但孩子一丝不挂。

云南野人小孩近期将落户北京，教养自由与儿童保护的法律边界怎么分

近日，疑似犬化的“野人”小孩在四川石棉高速服务区赤身爬行引发关注。

随着事件发酵，“野人”小孩父亲户籍所在地云南大理南涧县工作组跨省管控涉事家庭，目前该事件最新进展是其家人称近期将把小孩落户北京，并同意不让孩子再赤裸爬行。

“野人”小孩事件的最新进展，让公众悬着的心稍缓。但据此前报道，“野人”小孩和在家生产的弟弟疑似没有《出生医学证明》，虽然其母亲是北京户籍，但是能否给孩子落户明显存疑。对此，建议相关部门不要因为其父母的口头承诺就放弃跟进监管，毕竟没有户口，不仅孩子的发展权、受教育权无法保障，法律保护更加受限。

此外，“野人”小孩更需要的不仅仅是落户，而是他明显更需要能够像正常的儿童健康生活，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保障。涉事父母以“自然教育”为名，让三岁孩子常年赤裸、爬行舔食，面对村干部劝导、群众举报甚至政府各部门的多次介入，始终以“生活方式自由”拒绝配合。这种看似“小众教养理念”的背后，实则已触碰法律红线。

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明确的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”原则，在“野人”小孩健康受损、人格尊严受侵害的现实面前荡然无存；拒绝落户、不送教育，更涉嫌违反《义务教育法》。即使父母辩称“孩子长湿疹怕摩擦”，也无法掩盖长期放任孩子处于危险环境的监护失职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36条，监护人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、怠于履职致危困或严重侵害合法权益时，法院可依申请撤销其资格并指定新监护人。

社会介入的困境在此事件中尤为突出。村民多次报警、政府部门上门劝导，却因家庭“封闭对抗”收效甚微；早期当地公安机关虽出警，却以“无违法犯罪”为由未深入干预。这暴露出基层在处理“非典型监护失责”时的难题：如何区分“怪异教养”与“虐待”？如何避免“家务事”的传统观念阻碍干预？事实上，根据强制报告制度，学校、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、医疗机构等发现未成年人面临危险时，有义务及时上报，而不是等待“明确伤害”发生。此次南涧县工作组跨省管控，正是对前期介入不足的补位，也为类似事件树立了“早干预、护权益”的标杆。

面对广大网友对“野人小孩”被如此教养背后是否被当作“试验品”或涉及黑色产业链的质疑，从目前进展看，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其父母是否涉嫌违法犯罪，但要根治此类问题，不能仅靠个案处置：一方面，需相关法律细化“监护失责”的认定标准，避免“自然教育”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；另一方面，应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——如重庆检察院提出的“行政干预+司法兜底”模式，民政、妇联、社工组织提前介入指导，司法机关在必要时启动撤销监护权程序，形成“预防-干预-惩戒”的完整链条。

“野人小孩”事件不是孤例，它拷问着整个社会对儿童权益的守护力度。父母的教养自由，永远不能凌驾于孩子的生存权、发展权之上；社会与法律的介入，也不是对家庭的“过度干预”，而是对“儿童利益最大化”原则的坚守。唯有明确边界、主动作为，才能让每个孩子都远离“被当作试验品”的风险，真正在法治与文明的庇护下成长。